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的历史,东京审判

进入专题: 二战   东京审判   反法西斯战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同盟国胜利后不久,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了两个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同盟国胜利后不久,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了两个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赵肖荣  

图片 1

  中国势单力薄却不辱使命

图片 2

接受审判的日本甲级战犯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前后参加者共17名成员。对比苏联代表团的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特别是28名被告的日籍美籍辩护律师有130人,中国代表团力量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他们殚精竭虑,团结一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不辱使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同盟国胜利后不久,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了两个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东京审判按英美法系审理,起诉检察阶段先行,法官量刑阶段随后。检察官和法官必须独立工作。

   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的历史:《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新书发布会及译者、专家分享会

中国势单力薄却不辱使命

  在开庭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同仁,有两个问题亟需解决。

   沉思网网学术观察员赵肖荣整理写作,沉思网网首发,转载须取得授权。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前后参加者共17名成员。对比苏联代表团的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特别是28名被告的日籍美籍辩护律师有130人,中国代表团力量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他们殚精竭虑,团结一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不辱使命。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有人认为,应当从1941年12月7日算起,因为这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才对日本宣战。中国检察官认为,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证据表明,阴谋施行“皇姑屯事件”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的同一批人。所以“皇姑屯事件”应当作为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起点。中国检察官说服了国际检察局同仁,最终确定,东京审判中,被告的犯罪日期从1928年1月1日算起。

图片 3

东京审判按英美法系审理,起诉检察阶段先行,法官量刑阶段随后。检察官和法官必须独立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哪些人是日本甲级战争嫌犯。各国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战争嫌犯名单,经初选后予以逮捕,最后由季南检察长和各国检察官会商后挑选出28名甲级战争嫌犯作为被告受审。档案表明,中国为提供甲级战犯名单作了很大贡献。早在1943年7月16日,中国就成立“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日本的战争罪犯名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中国第一批提出的战犯有18名,其中有9名列入甲级战犯名单。

*左二起:程兆奇、梅小侃、余燕明。 主办方供图

在开庭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同仁,有两个问题亟需解决。

  这两个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任务是在开庭前撰写并提交《起诉书》。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有人认为,应当从1941年12月7日算起,因为这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才对日本宣战。中国检察官认为,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证据表明,阴谋施行皇姑屯事件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的同一批人。所以皇姑屯事件应当作为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起点。中国检察官说服了国际检察局同仁,最终确定,东京审判中,被告的犯罪日期从1928年1月1日算起。

  《起诉书》对被告共提出55项罪状。起草起诉书,中国检察官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紧,人手少。按照英美法,必须寻找足够的人证物证才可能给戕害人类的侵略元凶定罪。而日本在战时很注意封锁消息,特别在失败投降前后,日本军方下令销毁证据,更给举证工作带来困难。经过繁细的内查外调,在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的配合下,中国检察组还是找到大量人证物证,提交法庭。从向哲濬的20次法庭发言来看,都是基于证据文件起诉被告的罪行,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性的言词。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东京审判是清算日本在中国乃至亚洲以及太平洋战争中的罪恶行径、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一场世纪审判。大半个世纪以来,一方面有关这场世纪审判合法性的质疑与争议从未间断,尤其是日本对东京审判的认识和态度,一直是中日关系的芒刺。另一方面,东京审判连同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所造成的沉痛伤害,正在被巨大的时光黑洞所吞噬。而阿诺德·C .布拉克曼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一书,如日本研究东京审判权威学者日暮吉延所说,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的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哪些人是日本甲级战争嫌犯。各国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战争嫌犯名单,经初选后予以逮捕,最后由季南检察长和各国检察官会商后挑选出28名甲级战争嫌犯作为被告受审。档案表明,中国为提供甲级战犯名单作了很大贡献。早在1943年7月16日,中国就成立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日本的战争罪犯名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中国第一批提出的战犯有18名,其中有9名列入甲级战犯名单。

  和收集书面证据相比,邀集证人出庭,难度更大。尽管准备时间短,人手少,中国检察组还是邀集了15名在中国的中外证人出庭。为说服伪“满洲国”的“执政”溥仪出庭,中国检察组做了不少工作。溥仪开始非常恐惧,害怕作为战犯受审。向哲濬和裘劭恒秘书对他耐心说服,要他放下包袱,季南检察长也亲自出面,溥仪终于同意。从1946年8月16日至27日,他连续8天出庭作证,引起轰动。

  

这两个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任务是在开庭前撰写并提交《起诉书》。

  从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是中国检察组的关键任务。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还有4名目击者,其中三人是美国籍,他们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正是基于确凿的人证物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杀定为铁案。

   1946年,布拉克曼作为合众国际社一名驻亚洲记者,全程报道了东京审判的过程,到巢鸭监狱牢房探访过东条英机等囚犯,从一开始,他就有了书写东京审判的朦胧构想。后来又通过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走访当年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查找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卷宗等,“历时四分之一世纪,行程超过十万英里”,于1983年完成手稿。布拉克曼不久后去世。此书原文版于1987年在美国出版。该书甫一出版,就被一位美国朋友当作礼物送给了正在美国求学的青年学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女儿梅小侃。初读此书她便萌生了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愿望,然而种种原因使她在多年后才完成这个心愿。该书从构思、成书、译书到与中国读者见面,前后经历了作者和译者共70年的时间。

《起诉书》对被告共提出55项罪状。起草起诉书,中国检察官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紧,人手少。按照英美法,必须寻找足够的人证物证才可能给戕害人类的侵略元凶定罪。而日本在战时很注意封锁消息,特别在失败投降前后,日本军方下令销毁证据,更给举证工作带来困难。经过繁细的内查外调,在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的配合下,中国检察组还是找到大量人证物证,提交法庭。从向哲濬的20次法庭发言来看,都是基于证据文件起诉被告的罪行,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性的言词。

  从庭审记录统计,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发言。其中向哲濬检察官有20次讲话,倪征首席顾问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图片 4

和收集书面证据相比,邀集证人出庭,难度更大。尽管准备时间短,人手少,中国检察组还是邀集了15名在中国的中外证人出庭。为说服伪满洲国的执政溥仪出庭,中国检察组做了不少工作。溥仪开始非常恐惧,害怕作为战犯受审。向哲濬和裘劭恒秘书对他耐心说服,要他放下包袱,季南检察长也亲自出面,溥仪终于同意。从1946年8月16日至27日,他连续8天出庭作证,引起轰动。

  中国法官团队三大贡献

   近日,译者梅小侃、余燕明和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做客上海书城,讲述本书及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从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是中国检察组的关键任务。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还有4名目击者,其中三人是美国籍,他们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正是基于确凿的人证物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杀定为铁案。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团队同样居功至伟。梅汝璈法官的第一个贡献是争座席。11位法官代表11个同盟国,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法官席上庭长坐在中间,无论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还是按照抗日战争的牺牲和贡献,两边都应当是美国和中国的法官。但是,韦伯庭长却希望美国和英国法官坐在他两边。梅汝璈坚决反对,甚至卸下法袍,以示决心。最后,庭长不得不妥协,梅汝璈从开庭第一天,始终坐在庭长左侧。梅汝璈坐在庭长左侧确实很起作用。庭长经常向梅汝璈询问,梅法官口答笔写,为庭长及时解决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从庭审记录统计,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发言。其中向哲濬检察官有20次讲话,倪征首席顾问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中国法官团队的第二个贡献是参与起草《判决书》。《判决书》由韦伯庭长宣读,从1948年11月4日开始,直到11月12日,英文庭审记录中占1446页。《判决书》的第八章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共171页之多。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判决书》 揭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的篇幅最多,关于“南京大屠杀”专列一节。《判决书》还列举了日军在亚洲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暴行。

   译者眼中的《另一个纽伦堡》

中国法官团队三大贡献

  中国法官第三个贡献是争取多数,对7名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判处绞刑。对罪不可恕的战犯是否判处死刑,在法官会议中产生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本国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张一个不杀;庭长韦伯则主张像对待拿破仑那样,把日本战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岛之中; 印度法官帕尔更是主张全体被告无罪。经过梅汝璈和多数法官的努力,经过对每个被告的投票,最终以微弱多数,判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团队同样居功至伟。梅汝璈法官的第一个贡献是争座席。11位法官代表11个同盟国,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法官席上庭长坐在中间,无论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还是按照抗日战争的牺牲和贡献,两边都应当是美国和中国的法官。但是,韦伯庭长却希望美国和英国法官坐在他两边。梅汝璈坚决反对,甚至卸下法袍,以示决心。最后,庭长不得不妥协,梅汝璈从开庭第一天,始终坐在庭长左侧。梅汝璈坐在庭长左侧确实很起作用。庭长经常向梅汝璈询问,梅法官口答笔写,为庭长及时解决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审判不是受害者的复仇

   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的开篇,布拉克曼回忆道, 1931年他8岁时就下决心当一名驻亚洲的外国记者,由于其父从事中国艺术领域的工作,那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他的遐想,他终生保留着关于那场战争的第一份剪报。也许是上天成全这个非凡的少年,在他23岁时,作为合众国际社特派记者来到东京,报道对主要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尽管他一生著述颇丰,但是书写东京审判的工作贯穿着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他似乎就是为了东京审判而生。

中国法官团队的第二个贡献是参与起草《判决书》。《判决书》由韦伯庭长宣读,从1948年11月4日开始,直到11月12日,英文庭审记录中占1446页。《判决书》的第八章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共171页之多。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判决书》揭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的篇幅最多,关于南京大屠杀专列一节。《判决书》还列举了日军在亚洲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暴行。

  东京审判过去已经将近70年了。今天研究,还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法官第三个贡献是争取多数,对7名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判处绞刑。对罪不可恕的战犯是否判处死刑,在法官会议中产生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本国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张一个不杀;庭长韦伯则主张像对待拿破仑那样,把日本战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岛之中;印度法官帕尔更是主张全体被告无罪。经过梅汝璈和多数法官的努力,经过对每个被告的投票,最终以微弱多数,判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从国际法的角度,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开创了三条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刑事法的历史源头。第一条,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二条,不论是否宣战,不论对国外民众还是对国内民众,反人道罪行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条,策划或实施侵略和反人道罪的个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在国外,有不少关于东京审判的著述与研究,之所以选择《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来译介,梅小侃说源于当年与此书结缘,并被其深深吸引。

审判不是受害者的复仇

  东京审判是国际审判。就拿南京大屠杀来说,受害人和见证人中,不仅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英国人,甚至有日本的轴心国同盟的德国人; 检方和辩方的证人中,也不仅有中国人、日本人,还有美国人; 而法官席上坐着的是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因此,东京审判并不是受害者的复仇,而是人类良知和邪恶的战斗!任何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行,都是对公理和正义的挑战!(据解放日报报道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向隆万)

  

东京审判过去已经将近70年了。今天研究,还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两位译者的眼中,《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一是布拉克曼是东京审判的亲历者,目睹了大部分审讯过程,同时,他的写作依据了卷帙浩繁的原始材料,如49000页的庭审材料及大量的笔记、官方和非官方文件、媒体文章及访谈材料等,对东京审判全方位调查、阅读和研究,至今或许还无人超过布拉克曼。二是他的写作源于内心的真诚,诚如他在书的开篇引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话:“我要及早强调,本人远非自诩有能力详尽报告审判中所发生的一切,甚至按事件的实际顺序来讲述也恐难做到。我想,如果提及每一件事情并附带充分解释,势必卷帙浩繁。因此我相信,只写那些打动我的东西可能不会受到责难。…….但我认识到我应该做得更好而避免歉疚。我一定不遗余力,读者也会发觉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或许这段话适用于所有真诚写作的人,只写打动作者内心的东西,既非泛泛之谈,亦非人云亦云,这也是书名“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的由来。三是他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精湛高超的文笔、庞大的知识储备、游刃有余的思想驰骋以及对细节的捕捉和描摹,不仅让读者领略到政治的波谲云诡、人性的复杂与残酷,还能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东京审判法庭的气氛,字里行间,似乎能听见当年东京审判法庭指控、辩论、争执的声音。

从国际法的角度,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开创了三条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刑事法的历史源头。第一条,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二条,不论是否宣战,不论对国外民众还是对国内民众,反人道罪行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条,策划或实施侵略和反人道罪的个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图片 5

东京审判是国际审判。就拿南京大屠杀来说,受害人和见证人中,不仅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英国人,甚至有日本的轴心国同盟的德国人;检方和辩方的证人中,也不仅有中国人、日本人,还有美国人;而法官席上坐着的是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因此,东京审判并不是受害者的复仇,而是人类良知和邪恶的战斗!任何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行,都是对公理和正义的挑战!(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

*东京审判

  

   无论是对研究东京审判的学者,还是对普通公众来说,《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都是一本读来手不释卷,读后欲罢不能的好书。在现场,梅小侃还特地分享了书中的一些精彩片段:比如,有一次布拉克曼在休庭的时候去探究法庭(曾是日本军部大楼)地下隧道,在隧道里,他说隧道就像埃及法老坟墓,“我怀着敬畏之心走过这个隐蔽的地下总部,我意识到东条和他的同僚就在这里指挥战争,如今一点不夸张的说,他们就坐在昔日荣耀和权力的正上方,而今则像被圈在玻璃柜里的罕见艺术品一样。”布拉科曼曾作为随员参加了天皇裕仁的日本全国之旅,在书中他描写裕仁是个非常普通的人,经常过敏打喷嚏,总是低声自言自语,还有轻微的痉挛性麻痹症,脑袋不停地动,“难以置信,就是以这个貌不出众、一脸困惑之人的名义,日本曾被淹没在血腥中达十四年之久,而这个人曾被人奉为神明。”布拉克曼在书中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引用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评论,如他隐喻陆海军大臣在日本政治中非同一般的地位以及日本政治的复杂性,借用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话:“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些内阁大臣比其他内阁大臣更平等。”还用了爱伦·坡《陷坑与钟摆》里对一层层陷坑的描述,来比喻日军虐待俘虏的残酷场景,等等。

  

   纽伦堡阴影下的东京审判

  

   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中,有一处很有意思的细节,木户侯爵(东京审判的囚犯之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引述纽伦堡的实践,让韦伯庭长像一个罗马焰火筒似的大发雷霆。“纽伦堡是韦伯以及其他许多东京审判参与者的一个心头痛点,他们感觉在很大程度上被纽伦堡的阴影所遮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始终没有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这也是东京法庭在历史书上一直没有得到应有地位的原因之一。”在国际上,著述者非常喜欢将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联系在一起,比如法国艾迪安·若代尔的《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为什么东京审判始终被纽伦堡的阴影所遮盖?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在西方,东京审判的影响力与纽伦堡审判无法相提并论,另外,在西方出版的关于东京审判的有限著作中,多数对东京审判持质疑甚至否定态度。比如,在影视作品中,中国人对大法官梅汝璈先生比较熟悉,但是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东京审判法官是印度的帕尔。他为什么有名?因为在审判还没有结束时,他就提出日本的所有甲级战犯全员无罪,这使得他在日本被当作圣人,他现在日本有15座纪念碑,在靖国神社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帕尔的碑。帕尔的异议书,日本右翼称为判决书,实际上是意见书。他这本书的摘要早就在日本出版了。事实上,在布拉克曼写《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时,美国人迈尼尔写了《胜者的正义》,也是对东京审判持否定态度的书。这些作品虽然有影响力,但是仍不免被“遗忘”,是一种比一般的遗忘走得更远的遗忘。

  

   梅小侃还提到,这本书对中国法官、检察官着墨不多,原因之一是作者生前没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来采访,一些文字资料当年也没有公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留下遗憾的事情。

图片 6

*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

  

   在程兆奇看来,对东京审判的遗忘或否定,造成的结果是日本在亚洲地区实行的侵略和伴随着侵略的暴行被淡忘了,甚至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在张纯如那本《南京大屠杀》1997年出版之前,在日本和西方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认为侵略是有原因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并非日本单方面的责任。布拉克曼当年对这点非常感慨,他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罪恶在西方世界被完全遗忘,而且他对东京审判是持肯定态度的。

  

   东京审判在今天的意义

  

   《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作为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在学术上也完全站得住脚。在程兆奇看来,世界上阅读和研究东京审判原始文献最为充分的人,一是布拉克曼,另一位是日暮吉延。程兆奇介绍,这本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不久,日译本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正是由后来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学者日暮吉延所翻译。

  

   在日译本出版时,年仅29岁的日暮为日译本写了长篇解读。日暮认为:《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一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

  

   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暴行中的幸存者一个接一个离开人世,受害者的故事却依然缠绕着和平年代的人们。人性中凶残的一面,对战争有嗜好的极权分子,在战争中默认甚至怂恿兽行的人,在作恶的链条上犯下平庸之恶的人,对今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存续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像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说:“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句话时刻提醒我们记住历史、接受教训的紧迫性!

图片 7

*东京审判

  

    进入专题: 二战   东京审判   反法西斯战争  

图片 8

本文责编:天益综合 > 天益读书 本文链接:/data/104621.html 文章来源:沉思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由优德w88官网发布于www.w88.com,转载请注明出处: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的历史,东京审判